《著作权法》修订草案自向社会征求意见以来，其中第四十六条“关于录音制品发布3个月后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即制作录音制品”的规定颇受争议，引起了诸多知名音乐人士的反对。日前，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负责人对此作出回应：音乐人士的反对可以理解，但也存在一定误区。
古今中外，著作权保护如同一把“双刃剑”：没有版权保护，可能导致“公地悲剧”——“公地”被过度开发利用引起资源枯竭；版权过度保护，又可能催生“反公地悲剧”——公地上存在过多过强的权利会阻碍资源的充分利用，最终导致“公地”长期荒废。现在的问题是，“可不通过原作者同意进行翻唱”的条款，将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效果？是增进还是减损了公共利益？若是前者，改变可以接受。但就目前的现实，出现正和、零和博弈的可能性似乎不大，而负和的危险性更高。这是因为，备案、署名也好，向著作权集体组织付费也罢，相对而言，无疑是降低了使用他人音乐作品的门槛，放大了侵害著作权人权利的风险。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其实也是保护文艺创作领域市场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尽管音乐著作权人的权利并未完全被剥夺，“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可不通过原作者同意进行翻唱”规定是有前提的：一是必须“备案”，且使用时必须指明作者、作品名称、出处；二是必须“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使用费”。即便如此，失去“作者许可”这道屏障之后的权利将变得更加缥缈，音乐著作权人的忧虑可以理解。
中国的著作权保护经历过曲折的历程，当初启动著作权立法工作时，还曾引起诸如“著作权是否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保护著作权对谁有利”的争论。在这种语境下，1991年实施的《著作权法》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一方面，它首次使著作权人主张自己的权益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当时法律的威慑力有限，可操作性欠佳，从而导致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难以真正对侵权行为产生足够的遏制作用。因此，此次著作权修法理应考虑利益平衡，既保护著作权人利益，也使音乐作品传播更广，但第四十六条在某种程度上难脱对私权利侵入之嫌。创作者授权原来是一个重要原则，而修订后，著作权人即使不同意，也无法阻止别人使用自己的作品，著作权人的意志变得无足轻重，这显然难言公平。
音乐之美，必须以优秀音乐作品的原创力作为基础。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家录音制作公司，不管其制作技术有多精良、演唱演奏者的水平有多高、包装推广的力量有多强，如果没有优秀的原创作品，这些都成了没有意义的空谈。而要真正鼓励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出台，就必须加强保护创作者的积极性，通过强化音乐著作权的保护来激发创作者的灵感。一般情况，原创者花3个月做完宣传推广，歌红了跟风者就会接踵而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投资，跟风者赚钱，无疑会打击音乐创作的原创动力。因此，著作权修法必须有长远眼光，兼顾各方利益，在著作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不能伤害原创者的积极性。要知道，一旦出现音乐原创凋敝萎缩的局面，繁荣社会文化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吴学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