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创新已经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成为国家贸易竞争的核心要素。而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实现创新价值的重要载体，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国际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以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2014年底，北京、广州、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相继挂牌成立，这是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改革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进入新阶段。两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形成了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然而，鲜有人知的是，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分别采用三种模式进行组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采用单独设置模式，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采用与中级法院合署办公模式，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采用单独设置不定行政级别模式。“合署办公”模式在组建之初，体现了机构精简、资源集约优点。
在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赵雯看来，经过两年的实践，“合署办公”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需求。比如，“合署办公”难以凸现知识产权审判规律和特性，知识产权法院作为专门法院，其职能定位决定了其在管理体制、管辖制度、专业职能等方面应当具有特殊性，根据审判独立原则，知识产权法院在审判业务和审判管理工作上应当保持独立，但合署办公的模式影响了审判权力运行的独立性，也不利于司法责任制的落实。“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是跨行政区划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是专门法院，两个法院职能定位不同，合署办公管理模式影响两院各自审判权力运行的独立性。”赵雯举例说。
此外，“合署办公”也难以满足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需要，难以适应知识产权案件不断增长的要求，难以形成知识产权品牌效应。
经过深入调研后，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赵雯提交了一份《关于独立设置我国知识产权法院机构的建议》。赵雯建议，我国应按照中级法院组建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法院不再与其他法院合署办公，而是采用单独设立模式；根据从严控制机构编制的要求，法院内设机构按照精简原则实行扁平化管理，根据审判工作任务、内设机构配置，核定政法专项编制，并实行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分类管理；加强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一方面使用现有编制招录有技术背景的公务员作为技术调查官，另一方面逐步推进技术类公务员的聘任，形成以招录和聘任制公务员为主、交流和兼职为辅的技术调查官选任制度。（本报特派记者冯飞）
（编辑：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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