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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武军在自己的手工定制西服店里
宁波是“红帮裁缝”之乡,中国近代服装业的发祥地。百年来，“红帮裁缝”殚精竭虑，锐意革新，把西服手艺发挥到极致，制作了中国第一套西服和中山装，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西装店，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服装学校，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服装理论著作。2005年，“红帮裁缝技艺”入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在宁波的奉化区，就有一对师徒，正将这项百年技艺在坚守中传承下去。
长岭路远离喧哗，弥勒城洋装行的店主俞武军正在赶制一件西服，他的师父蒋楠钊在旁边悉心指导。30多年前，17岁的俞武军拿起剪刀，成为了一名裁缝。后来，为了精进自己的技艺，他拜师到红帮裁缝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蒋楠钊门下。20多年来，师徒二人在工作和生活中配合默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蒋楠钊今年72岁了，面对记者，他讲述起50多年前当学徒时的艰苦生活。由于家庭困难，蒋楠钊在16岁那年，就进了村里一家服装合作社当学徒，但前3年半的时间，只是给师傅打打下手、跑跑腿。“早晨要起得最早，然后扫地、生熨斗（彼时用烧炭的铁熨斗）、清理桌面、给师傅端茶倒水。”随着时光深入，他开始做小工，也不过是做做红帮裁缝技艺中最简单的活儿。“我总共学了7年的时间，才做出了第一套西服。”蒋楠钊说，那时的自己还是初级裁缝，一切都要摸索。
裁缝，首先学缝，然后学裁。剪裁是最高境界，也是师傅的看家本领。蒋楠钊在缝纫方面已经独当一面，但在剪裁方面却还很生疏。恰逢厂里接到一批海员西服的订单，为了保质保量，特意从上海请了两位技艺精湛的红帮师傅进行生产指导。蒋楠钊晓得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于是每天跟在两位师傅后面，观摩他们如何量体裁衣。但每次一到要紧关头，师傅就会借口喝水、抽烟之类的事情，把蒋楠钊支开。等他回来，师傅已经把事情做完了。但蒋楠钊并不气馁，依旧对两位师傅殷勤有加。长此以往，师傅认可了蒋楠钊的人品，也不再提防他，手把手地交给他核心的红帮裁缝技艺。
“最重要的是把体型搞好。西装是这样的，应胖的地方胖，应凹的地方凹，腰小的地方就小，臀围这个地方也要做出来……”蒋楠钊操着浓重的奉化口音，用朴实的语言讲述着红帮裁缝技艺的“四功”“九势”和“十六字诀”。当被问起西服哪部分最难做的时候，蒋楠钊说：“西服的领子、袖子制作最复杂，一件西服领子是平整的还是翘起的，决定着西服的款式。袖子则需要全部手工，一针一针地缝。”
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经历过艰苦学徒生活的蒋楠钊带过20多位徒弟，对待每个徒弟都视如己出，毫无保留地将技术教给徒弟。如今，虽然红帮裁缝的知名度大大提高，技艺越来越受到重视，却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问题。“做裁缝很辛苦的，现在的人都愿意坐办公室，做手工缝制西服的人却很少。”蒋楠钊指着俞武军说，“他就还没有收到徒弟。”
俞武军是蒋楠钊最后一位徒弟，也是蒋楠钊所知的唯一一位还在坚持做手工缝制西服的徒弟。9年前，俞武军开了这家专门做定制西装的店。从接待客户到量、裁、缝的西服制作过程，都是他一人完成。“现在做手工裁缝的人太少了，很多人都会选择进工厂打工。”俞武军认为，机器制作的西服无法和手工缝制的相比。“只有手工缝制西服才能够真正做到量体裁衣。我们会缝出毛壳后请顾客来试穿，根据试穿的效果，针对顾客的身形特点再作修改。有时候要请顾客试穿样衣三、四次，直到做出的衣服非常妥帖。”俞武军说，现在很多人体形都不标准，驼背的、斜肩的、大肚腩的，推倒重来也就成了手工缝制时的家常便饭。最多的时候，一件西服他反复改了6次。做到老，学到老，如今的俞武军面对新的布料、新的潮流、新的款式，仍要不断摸索学习。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经历了20多年的相处，在俞武军看来，他与师傅蒋楠钊的关系更像是父与子的关系。学裁缝，少不了挨师傅训罚。“他很严格的，但我知道他是对我好。”俞武军说，“红帮裁缝所有的名气都是红帮裁缝们一针一线，用血汗长期积累起来的。师傅将他一生最大的财富——红帮裁缝技艺交给了我，我一定要传下去。”（本报记者 李 倩/文 曾 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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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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