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粟野敬三：与美好音乐相遇
郑钧、杨坤、陈琳、李宇春、韩庚、黄绮珊、吉克隽逸、黑豹乐队、唐朝乐队……日本录音、混音大师粟野敬三合作过的中国音乐人名单可以列出长长一串。在中国工作生活的20多年中，粟野敬三亲历了中国音乐创造力的迸发、音乐制造业的成熟，也见证了音乐技术的变迁与音乐版权保护的日趋完善。
而粟野敬三与中国的结缘，可追溯至1997年。那一年，恰逢香港回归，受日本JVC唱片公司委派，粟野敬三赴中国参与录制了内地与香港歌手合作的摇滚纪念专辑《七月一日生》。彼时，日本音乐产业的商业化程度高，唱片公司往往按照市场口味、流水线式地制作类似音乐，让已经从事了8年录音工作的粟野敬三感到兴味索然。
来到中国后，粟野敬三却发现，这里的情况与日本截然不同。中国的音乐产业虽然稚嫩，但北京的摇滚乐队多，歌手们即使不怎么赚钱也要想方设法做音乐，表现自我、未来、社会，这股充满活力的劲头似乎让他重新找回了学生时代组建摇滚乐队时的感觉。在中国结识了精通中文的日本姑娘并结为伴侣后，1999年，他正式搬到了北京工作生活。
“那时只有电台、电视台才有录音棚，设备没有那么丰富，有的调音台一半的轨道都是坏的，我就会想甲壳虫乐队是怎样克服困难录音的，就这样坚持完成制作。”初到中国，粟野敬三与零点乐队、轮回乐队等知名摇滚乐队合作音乐，伴随流行音乐在中国的发展，他又帮陈琳、杨坤等歌手录制了不少音乐。这些年来，两岸三地有许多大牌歌手特地找他合作，他参与录制的不少专辑还曾创下上百万张销量的成绩。
对于粟野敬三而言，录音师的工作就是要帮助歌手或乐队实现最棒的风格状态。开始工作前，他会花大量时间同歌手、制作人讨论音乐想要达成的效果，是力量还是温柔，针对哪个年龄段的受众……他会询问歌手平时喜欢的音乐风格、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世界观，让对方用“冷暖”“轻重”等形容词说出来。“作为录音师，什么风格都可以实现，所以希望歌手有明确的答复。”遇到想法尚不确定的歌手，粟野敬三有时会做两个不同版本的音乐供对方选择。
“有的歌手喜欢安静的环境、集中精力去演唱，那录制音乐时就要营造安静的环境，比如照明灯暗点，不准闲人进入，让歌手集中在自己的氛围和世界里。耳机的音量、品牌、型号，包括钢琴声音的大小等等，都有讲究。”粟野敬三介绍，伴随音乐制作从模拟设备时代到数字设备时代发展，音乐产业对录音师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录音师需要掌握从录音、混音、锁轨到母带处理的全流程工作技能。
但他也会感到困扰。如今的技术设备可以修改音调、音质，不像从前那样，歌手一旦录得不好就必须重唱。声音一旦修得过多，就容易流失歌手原汁原味的嗓音与丰沛充实的感情。有时，从别处录制好的音乐素材送到粟野敬三的工作室进行混音等后期制作，若是效果不达标，他就会退回去要求对方重新演唱录制。通过牢牢把控细节，他试图制作更好的音乐。“音乐通过手机、音箱播放出来，质量也会有变化，还要再调整，这也是对录音师的挑战。”
“很多人期待中国的法律能给予录音制作者更全面的保护。”粟野敬三向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介绍，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唱片公司通常采取一次性支付报酬的形式与录音师进行合作，录音制作者很少有机会分享音乐的版权收益。他回忆刚来中国时，市面上存在许多盗版音乐专辑，有的正版专辑收录10首歌，盗版则收录30首歌，除了自己亲自参与制作的，很难分辨孰真孰假。与之而来的，那时的歌手们也很难通过版权获得收入，往往是通过盗版提升知名度，再上涨演出费用保证收入。
如今，伴随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完善，中国的音乐软件开始向环球音乐、艾回音乐等唱片公司购买版权，通过付费下载与防止复制等技术保护音乐版权，越来越多的歌手能够享受到版税收益。“我也是会员呢。” 粟野敬三的手机里也下载了QQ音乐、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等软件。“如果再多努力、再多投入，也得不到什么回报，就会影响创作者的心态。我们期待着中国继续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让创作者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回报。”
“中国音乐在艺术性和商业性上都较以前更加丰富了。”最近，粟野敬三参与了方磊、指行者乐队、果味VC、对角巷乐队、夏炎等音乐人的音乐制作，这里面有他热爱的摇滚、也有他喜欢的舒缓民谣。拼命寻找好的音乐人，不断地与美好的音乐相遇，说起这些，48岁的粟野敬三笑起来就像一个大男孩。（本报实习记者 邹碧颖）
（编辑：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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