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党的十八大以来，知识产权对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作用日益显著，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朋友圈”不断扩大，知识产权事业持续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2020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举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拓展影响知识产权国际舆论的渠道和方式，讲好中国知识产权故事，展示文明大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从即日起，本报特开设《讲好中国知识产权故事》专版，挖掘中国知识产权故事、传播中国知识产权声音、展示中国知识产权形象。
23天完成600多万件在先图形检索。
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北京冬奥会会徽的查重任务，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下称商标局）审查员手中变成了可能。
回想起这段难忘的“志愿者”工作经历，虽已过去4年，但商标局审查五处一级调研员肖翠兰仍记忆犹新，“连续奋战23天，审查员付出了数倍于日常工作的艰辛。但当我们见证北京冬奥会会徽发布的时候，内心无比自豪。”
如此高效的工作，得到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下称北京冬奥组委）的赞许。日前，北京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向商标局发来感谢信，对其严谨高效完成冬奥会会徽、吉祥物、火炬的查重、登记和商标注册工作表示感谢。
“快工”出细活
2017年4月，商标局接到一项重要的“加急”任务——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北京冬奥会候选会徽的查重工作。
彼时，“东京奥运会会徽因抄袭风波被弃用”言犹在耳，北京冬奥会会徽的查重工作容不得一丝马虎，既要速度，又要精度，还要保密。
但速度与保密，两者似又相互矛盾。参与者越多，意味着工作完成速度越快；而保密，又意味着不能让更多人参与。
“当时，北京冬奥组委送来第一批5套10个冬奥会候选会徽。本着保密优先的原则，最开始计划只有我一个人投入检索，但我粗略计算了一下，大约要对500多万件图形进行比对，工作量太大了。”肖翠兰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工作量究竟有多大？肖翠兰举例说，如果用一台计算机进行比对，每天工作24小时的话，至少需要20天才能完成，远超北京冬奥组委提出的时间期限。
“为了按时完成任务，我们处室的7位审查员全部投入到北京冬奥会候选会徽的查重工作中。经过15天的连续奋战，终于完成了第一批候选会徽的检索和比对。”肖翠兰说，她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新的任务又来了。
由于北京冬奥组委又新增加了3个会徽设计方案，审查员需要继续进行查重。“考虑到其他几位审查员前期已经耽误了很长时间的日常工作，我一个人承担了剩下的所有检索任务，再次奋战8天，检索和比对了90多万件图形，终于完成了所有工作。”肖翠兰说。
回忆起那段工作经历，肖翠兰印象最深的就是，由于每天工作时间太长，她对电脑产生了一种“疲倦感”，一眼都不想再看它们。“会徽查重工作对精度要求很高，我们生怕漏检、错检相关近似图形，所有审查员平均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2个小时，且周六日都未休息，目的就是死死盯着电脑，在最短时间内对几百万件在先图形逐一‘扫描’，确保没有一个‘漏网之鱼’。”肖翠兰介绍。
2017年12月15日，北京冬奥会会徽“冬梦”正式发布。当看到最终选用的会徽图案时，所有参与查重工作的审查员心里油然升起一种自豪之情。“在会徽发布的那一刻，作为一名知识产权人，我们有幸参与其中，觉得非常骄傲和自豪。”肖翠兰说。
“枯燥”不焦躁
今年2月4日，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问世。2019年9月17日，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发布。
“当吉祥物和火炬发布的时候，我有一种考完试公布成绩的感觉。”商标局审查一处二级调研员潘新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早已知晓候选吉祥物和火炬的设计样式，但最终哪一款被选用，她非常期待，她深知，自己从事的查重工作对吉祥物和火炬样式的最终确定产生着关键作用。
潘新平回忆，在开展吉祥物和火炬的查重工作时，为提高工作效率，北京冬奥组委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发了一个图形比对系统，可以对部分在先近似图形进行初筛，大大减轻了商标局审查员的工作量。
“初筛之后，虽然工作量有所减少，但仍有超过2.3万个在先图形需要一一比对。由于候选吉祥物是卡通形状，比对卡通图形的难度较大，这给查重工作带来很大挑战。”潘新平介绍，坦白地讲，图形检索是一件非常枯燥的工作，但她们必须在枯燥的工作中做出最精准的选择。那些天，她们工作压力非常大，每天早上一睁眼，满脑子浮现的全是吉祥物和火炬的图案，生怕出现错检。
潘新平介绍，由于保密要求，她们几位从事查重工作的审查员与其他同事的座位被隔开，又开始了“常驻”办公室的加班状态。当北京冬奥会吉祥物最终发布的时候，她终于可以与家人分享这段工作经历，“妈妈前段时间每天加班干的那项重要工作，就是做吉祥物的在先图形检索。”“那你咋不提前告诉我？哪怕是给我画下来也行，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潘新平的女儿开始“埋怨”起了妈妈。
肖翠兰、潘新平与同事们的付出很有意义，她们检索出了多个与北京冬奥会候选会徽、吉祥物、火炬相似的图形，为北京冬奥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如今，每当看到北京冬奥会会徽、吉祥物或火炬时，肖翠兰、潘新平她们总会眼眶湿润，想起那段“枯燥”且“孤独”的加班生活，既不能与同事探讨工作中的难题，又无法与家人分享成功后的喜悦，但一想到作为知识产权人，能够在北京冬奥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镌刻”下自己的足迹，成为北京冬奥会的一名“志愿者”，又不由得无比喜悦。（本报记者 冯飞）
（编辑：李星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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